近期，钢铁、煤炭两个行业化解产能过剩行动轰轰烈烈，其中涉及的人员下岗分流、债务处置转化、企业兼并重组等复杂问题，再一次刺痛了各方面的神经。

       之所以说是“再一次”，是因为化解产能过剩中的诸多情景，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20世纪90年代末化解纺织业产能过剩、国企三年脱困时的情形。更重要的是这些产能过剩产生的原因。各方公认，当前产能过剩的原因主要是体制性而不是周期性的，而所谓体制性产能过剩，主要就是指政府手握巨量社会资源，并以此为指挥棒引导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全社会投资过度现象。

       根据我们此前完成的一项研究，发现形成体制性产能过剩的主要方式是政府通过各种手段、方式扭曲了市场价格，并形成了独特的、替代市场价格的“政府价格信号”。所谓“政府价格信号”，是指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产业政策目标，通过其所掌握的各项要素定价权以及其他经济资源的支配权，显著降低特定行业和特定企业投资、运行的关键性要素价格，进而大幅度地拉低相关投资成本和运行成本所形成的价格。

       令人扼腕叹息的是，在历次产能过剩累积成社会性问题后，政府用来化解产能过剩的方式，基本上是当年刺激产能的方式的反向操作。以前为了在短期内增加产能，一些地方政府不惜降低环保、质量、能耗等方面的要求，现在化解产能过剩则是严格执行标准甚至提高标准；以前是鼓励甚至强令银行给企业贷款，现在则要求银行马上停止放贷；以前低价甚至免费供地，现在则是不再供地……这不禁令人产生这样的联想，针对当前各地正在大干快上的新能源汽车、机器人、大数据产业，是否十年之后又将迎来严重的产能过剩？

       体制性产能过剩的实质是政府主导经济模式的固有弊病。一方面，要看到这种模式的优点，即能在短期内动员一切力量干成大事、取得突飞猛进的成就。例如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，我国经济总量由世界排名倒数几位一跃而至世界第二，人均GDP由226美元提高到2015年的8016美元。但另一方面，也要看到为此所付出的沉重代价，当前严峻的资源环境生态压力、巨大的区域与城乡差距、十年一循环的严重产能过剩都是“成本清单”上令人痛心的付出。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，在取得收益的同时，使为此所付出的成本能够尽量小一些，是一个十分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
       “逝者已矣，来者可追”。相对于已经发生过的产能过剩问题，更重要的是今后如何防止这类问题的简单重现。必须看到，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，投资对于经济拉动的作用趋缓变小，而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正在显著增长。展望当今世界，在一个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经济中，消费者群体、爱好、需求的分化更加快速地变动不居，政府对于经济的引导难度空前增加，政策出错的可能性大大增加。

       因此，为了防止产能过剩情况的一再发生，应当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认真反思，切实推动新经济形态下的政府职能转型，从直接、过多地主导经济增长转移到重点做好宏观调控、市场监管、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等方面来，实现由“增长型”向“服务型”的转化。特别是产业政策，应当调整到基础、方向、信息、科技等更具引导性和前瞻性的方面来，将广阔的市场空间更多地留给企业。